2017年3月28日-29日,为期两天的“利玛窦与南昌:教会本地化暨中国化”研讨会在南昌举行。

此次研讨会是由天主教江西教区、河北信德文化学会、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联合举办。

在开幕礼上,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常务副主席沈斌主教致辞,他敬佩和高度评价了数百年前利玛窦对于中国福传的决志和委身,一直到最后死在了中国。同时,他从利玛窦在中国福传的经历谈到对今天中国教会本土化的三点启发。

以下是他当天的致辞的要点摘要:

1583年,利玛窦凭着回应天主呼召的勇气,在罗明坚的带领下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土地。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耶穌会传教士,他看不清前路的模样,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从今以后不再打算返回意大利,许诺生活在中国直止老死。利玛窦以他大半生在中国的经历证明,属于他的真正国度是天主呼召他前往的那个地方。

12年后,1595年,利玛窦往前迈了一大步,到了南昌这座被他描述为“中国最美丽和尊贵的城市之一”。这时,利玛窦不但在穿着上俨然是中国的“读书人”,在谈吐言行上更不亚于一流的中国士大夫。同年,“交友论&”出版,一时争相传阅。南昌乃人文荟萃之地,用利玛窦本人的话说就是“人杰地灵,许多在中国各地当官的重要人物都出自这里”。在南昌,利玛窦不但向人介绍西方的人文科学,使人了解西方的理性精神, 并在建安王的帮助下印行“舆地全图”, 让国人大开眼界,更运用儒家的思想,表明基督信仰符合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南昌,由于利玛窦学识过人,又有优雅的仪态,吸引了诸多仕人学者,他们都以得与利玛窦交谈结识为荣。至此,利玛窦虽相貌与国人异样, 却在众人的眼里, 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文人。他通晓四书五经,能讲流利的国语,还上通天文下懂地理。   

三年后,利玛窦离开南昌,往北京去,开始新的福传旅程。今天在利玛窦离开南昌约420年后,我们汇聚于此,沿着利玛窦等福传先躯在南昌走过的足迹,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宗徒”的伟大事业,不忘利玛窦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初心,共同探讨一条适应中国当今社会文化的教会发展道路,其意义不言而喻。如何从利玛窦当初的出发点再出发,如何在四百年后再看利玛窦的“适应”路线, 如何联系中国天主教在今天中国的实际践行本土化,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每位研究者面前的任务。 

沿着利玛窦路线再出发,我觉得有些关键的方面需要我们去反思。

首先,利玛窦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

据“利玛窦札记”记载,初入中国的利玛窦确实从内心欣赏中国的政治制度,他觉得由文人治国的治理机制非常接近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要比欧洲的政治制度优越。利玛窦所到之处,他尊重地方官员的权威,喜欢与他们结交谈心,,致使很多官员最后竟成了他的知己。利玛窦的这种做法不但使他赢得了诸如南昌建安王这样的王候,更争取到了像徐光启这样的朝廷重臣。

利玛窦常常对当政者说,他来中国的一个日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祈福,为皇帝祈祷。利玛窦这样做,在当时和后来的传教士中并非没有争议,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偏离了自己的福传使命。在利玛窦看来,首先让统治者接触和认识教会的宣讲真理,取得当政者的理解和支持,是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福传路径的必须步骤。虽然说教会不应也不能利用任何政治势力来传播福音,不管这势力是西方外来的,还是中国本土的, 这并不等于福传不应面对传入国的国情和政情,相反, 一种凭靠福音力量本身的福传更得深入这种国情和政情。在这点上,利玛窦在南昌的福传做法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启示。                              

其次,利玛窦有很高的文化自觉性。
传统中国的主导意识并非是宗教,而是文化或者说人文教化。在考査中国人的各种生活方式时,利玛窦更喜欢用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而不是像在礼仪之争的传教士那样,对所有的事情都倾向于用宗教的视角看。 

到南昌后,他首先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著书立说,依据中国的文化经典对天主教的信仰进行新的表述。他在札记中甚至写到,在南昌这个人文发达的地方,传教士不宜一上来就建设教堂那样的礼拜建筑,而应以书院的形式来开设学堂。教堂作为祈祷和举行圣事的场所,当然需要,但强调教会的文化性格,突出教会的人文面相,把教会事业与文化事业密切结合起来,达到以文传教、以文兴教的目的,却是基督信仰面对文化中国的深刻洞察与创新,也是利玛窦作为一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的担当。假若利玛窦当初在南昌的想法和做法为后继者所研习和实行,那么天主教今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分量和位置可想而知,或可与佛教或道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天主教的中国化,不但是建设一些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教堂,创造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圣乐艺术,而且更是基督信仰的中国文化含量,增强天主教对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性,通过寻找宗教与文化的互动共生,来UI金和假神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第三,利玛窦有很深的道德修养。
利玛窦吸引国人的不仅仅有他的文章学问,更有他的高尚情怀和道德修养。还在韶州时,利玛窦往地遭遇盗贼,当官府重判这个被捉拿归案的犯人时,利玛窦却为他说清,求官员免除对他的处罚,利玛窦的这种行为令当时的国人大为不解。

在南昌,当南昌人知道利玛窦不会撒谎也从来不想撒谎时,也十分的诧异。为此利玛窦在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信中说,教会信仰的基础就是让人相信传道者的话,如果人们知道传教士不会撒谎,那么他们就更容易相信他们宣传的教会道理。教会的道理果然是救世利人,劝人成圣,但如果宣讲者和信奉者的心灵不首先是圣洁的,不首先是高尚的,人们自然要怀疑宣讲者宣扬的内容。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道德君子之地,教会的宣讲及宣讲者自然负有成就这一伟大传统,使之发扬光大的任务。况且,教会因着自身的信仰,更当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怀,为社会大众做“盐”做“光”。如今,中国更需要教会做出这样的榜样,从利玛窦的传教路线中学习和思考。

本土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利玛窦在中国的福传经验,他在南昌福传留下的足迹,是今天中国天主教会的宝贵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