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没有上帝，就没有民主和科学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

五四时期，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容易接受；而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得很不够。

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就没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当成“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和人文素养，是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

从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中，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却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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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人缺乏理解的东西。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

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

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认识全能的上帝。并从发现上帝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

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丝毫。

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

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上帝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上帝安放在人的灵魂里的。 本文来自基督网

大陆官方害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就用“勇气”来表达Spirit的意义。

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中国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

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是永远不会想到，要去搞太空探索研究的。

中国古代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上帝，乃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灾示警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

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产量高。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实用文化、功利主义，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

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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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

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科学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就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沿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

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

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

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烈。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几乎人人都渴望一夜暴富成为大富翁。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满脑子发财念头的人，是难以进神的国。人们普遍都是想着当财主，这个民族离神的国最远。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

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

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

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

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

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短视的眼光。看不到上帝，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我们用这个习惯使用实用文化来接受西方文化的民族，对于那些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

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 基督教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民主不是我们文化中本有的东西。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

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起来造反。他们喊的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贫富，分田地”，就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

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均富”。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

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很强。

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

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公平了。

《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

耶稣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讲，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那清早去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本文来自基督网

在这里，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出来。

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来认识上帝。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 E＝MC2。

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到他们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

当时的专家说“飞机绝不可能上天！比空气重的东西怎么能飞？”后来莱特兄弟搞出来了，飞起来了。专家又拼命去研究解释飞机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气动力学。

莱特兄弟不是为了实用。结果怎么样？很实用啊。今天的海外学子哪一位不是被飞机从地球那头运过来的？10个钟头就飞过来了，多实用啊。没有飞机，坐船漂洋过海，得一个月。骑毛驴坐火车更不行，太平洋过不来。但这种实用的飞机，是我们追求实用的人追求不出来的。

而我们追求了半天了实用，追到了什么？数数看，从电灯、电话、电脑、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

七十年代，我作知青插队的时候，种地用的是锄头铁铲，耕地还是赶条牛，跟汉朝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什么都有了，联合收割机也有了。这些东西也都很实用，但都不是我们这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发明出来的。

我们追求实用了几千年，什么实用的东西也没弄出来。

没有信仰，没有高远的境界，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最终一事无成。

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么也追不着；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么都会加给你。这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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