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鼓励弟兄姊妹积极参加小区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无论基督徒与否,作为小区的一分子,都要为小区出一份力。而且基督徒参与小区活动可以赢得小区人士的尊敬,为主做好见证,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出教会的围墙,进入小区当中,作光作盐。
纽约杨彰兴医师生长在台湾基督徒医师世家,后赴美深造成为核子医学暨放射线医学专家,由于他在医疗事业上兢兢业业、贡献杰出,而连续多年被《New York Magazine》评选为“美国大纽约区‘核子医学’最佳医师”。2003年,他又被《New York Magazine》评为“美国大纽约区‘核子医学与放射线医学’最佳医师”,当年,他是大纽约地区唯一获得该殊荣的医师。
许多人说,当一位好医师很难;而一位好医师又兼顾各样小区服务的重要角色是更难。不但如此,一位好医师,不仅长期致力于推动小区服务,同时又做到忠心事主,在生命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是难上加难。
然而,杨彰兴医师将三者都做到了:在职场上,他是一位医术精湛、尽职尽责的优秀医师;在小区中,他亦无私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为小区人士所爱戴;在信仰上,他是良好的典范,身体力行、活出基督的生命,现在已退休多年的杨医师全身心地投入推动家教会的运动。
他是如何兼顾好职场、小区与各样服事呢? 本报记者日前专程采访杨医师,带着些许疑问和好奇,走进他的人生与信仰世界。
记:本报记者
杨:杨彰兴医师
杨医师出生在基督徒医师世家,是第三代基督徒。家族中担任教会传道人及医师的人数,三代加起来近六十人,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心服事主。对于如此蒙福的基督徒世家,不少人一定会好奇杨家第一位基督徒是如何“诞生”的呢?
copyright 基督网 记:杨医师您好。能与读者朋友谈谈您家族第一位基督徒是如何信主的吗?
杨:我出生在台湾南投竹山乡下,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祖父杨真是家族第一位基督徒。他信主前本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一次,我祖父在路上听一位姓施的朋友讲教会很好,基督徒都有平安。他被施友的话打动决定去教会看看,其实他信佛多年但整个家人都没有平安,也是因这个缘故他乐意去教会寻找平安。
去教会以后,祖父发现教会真如施友讲的那样充满了喜乐和平安。连续参加几次聚会后,他就决定要受洗做一名基督徒。后来在祖父的感染和带领下,他的七位公子、四位千金也都去教会并成为基督徒。从此我的家族发生很大的转变。杨家三代出了28位牧师传道、28位医师,即便不是所有人作牧师传道,但大家都在教会担任服事的工作。前几年,杨家组织一个大团圆的聚会,当时兄弟姊妹都由衷感谢我们的祖父,神通过他一个人将祝福临到全家。
值得一提的是,我猜想向我祖父“传福音“的施先生并非是基督徒,因为倘若他是基督徒,就不会用“听说”的字眼来表达教会和基督徒有多么的好。若果真被我言中,就说明神有时会借非基督徒之口来传福音,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改变我们大家族的一句话竟可能出自一位非基督徒之口。
基督教讲道 杨医师如今在职场、小区服务及教会服事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童年不少时光是在父亲的诊所度过的,父亲的身体力行,让童年的杨医师耳濡目染,看到了父亲每天是如何工作的,看到了病人康复时脸上绽放的笑容和对父亲深深的谢意,使杨医师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像父亲一样兢兢业业。其实,在杨医师眼中,父亲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对生活、对工作、对小区服务还是对人生的态度,这都潜移默化影响他日后努力成为活出基督样式的人。
记:您能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吗?
杨:家父是位医师,医学院毕业后他留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当医师,之后又搬到南投县竹山镇开诊所,当年父亲开业的情形我仍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竹山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病人要翻山越岭来诊所看病。有时,家父出外就医。很多患病的穷人没钱看病,家父不但不收分文,还把一些重患者留在自己家里治疗,直等到他们痊愈。家父的爱心付出赢得当地乡亲的爱戴,也让我耳濡目染,影响我立志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好医师。台湾光复后,很多人推举家父担任县长等公职。他不负众望、任劳任怨,是一位人民的好公仆。这亦潜移默化地影响我要有为小区服务的爱心。
我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待我上高中时还在教会担任主日学教导的服事。其实,那个时期我的信仰还挺肤浅的,教主日学也是义务性的去做,不过我对教学颇有兴趣,所以带着热情很努力地教好。之后,我考上高雄医学院,发现很多大专院校都有基督徒的团契,而且医师是基督徒的比率高过其它行业的,再加上高雄医学院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于是我和几位主内同学共同创办了基督徒大学生团契,还出版了路加团契的刊物,这些是我在大学期间的事奉。
基督教 毕业以后,我原本打算马上和同学去美国进修,但后来觉得先熟悉台湾医疗情形再赴美深造反而会更好,因此我打消先去美国的念头,决定到父亲曾工作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实习。一年过后,我开始踏上赴美深造的道路,那时由于越战的缘故,大批美国医生被派遣到战区,因此美国本土需要引入大量的国外医师,象我这样的医学实习医生,往往是美国各大医院疯抢的对象。我有个原则,无论在台湾还是美国,都坚持选择基督教医院,因为我认为医师怀着基督大爱的精神去治病救人很重要。最后我以实习医师的身份到了纽约布碌仑的卫理公会医院,那是一间由卫理公会在美国创办的第一家医院。
我原本是学内科的,但后来发现台湾更需要放射线科的医学人才,那时台湾还没有几位放射线科的专门医师。实习的最后阶段,我们轮流到不同的科系学习,我对放射线科特别感兴趣,放射线科副主任本身也是放射线科的医师,他见我对放射线科很有兴趣便问我是否愿意转到他的科系,我心里自然100个乐意,不过考虑到我早已和医院签约留在内科,转系难度很大时心里便犹豫不决,不过放射线科副主任还是帮我说服了内科主任,结果我被破格转入放射线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待我即将完成放射线科的实习之际,放射线科开始组织新的科目——核子医学。主任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来担任医院核子医学的主治医师。核子医学可以说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能诊断出很多以前医学无法诊断的疾病,因此我被安排提前转入核子医学科,并成为该科主治医师。之后,我又顺利通过放射线科与核子医学科的专家资格考试,成为两科的专家医师。放射线科主任对我非常器重,后来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我荣升为核子医学科的主任、放射线科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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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尽力做好医师救死扶伤的天职,我也教学相长,在担任核子医学主任时就组织住院医师的训练。那时,纽约很少有医院开设住院医师的训练,这不仅要求医师有相当的教学水平,而且诸多条件、医疗设备都要合乎高标准才能做到。由此可见,我在医院的工作相当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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