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把某些神学观点或事工模式称为“西方”的。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这些观点和模式都来自西方，亚洲的教会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看看是否能够适用于亚洲的事工中。

“西方”这个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中国教会又从西方引进了哪些东西？

什么是“西方的”?

在第一和第二世纪中，耶稣基督的福音向几个方向传开。根据教会传统说法，使徒多马把基督信仰传到印度。基督徒也把福音传到波斯和中东的其它地方。还有些人把基督教传至非洲（因此北非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 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一世纪）。其中的一个分支景教（Nestorians）在唐朝时期把基督教信仰传至中国（他们的基督论并不为今天的福音派人士所接纳）。

这些“东方的教会”有别于“西方的”教会。后者指的是出自使徒的事工，后来得以在讲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世界中广泛拓展的教会。西方的“基督教界”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我们属于新教，因为我们和马丁？路德一样，相信（1）圣经是人一切信仰和行为的唯一的和最高的权威；（2）耶稣基督一次牺牲，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因此，基督并不需要再次牺牲）；（3）得救唯靠恩典、透过信心，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功绩；（4）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因此，“圣人”没有在神面前代表他人的能力）。 基督教讲道

“西方”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基督徒在批评西方的时候，常常把西方的神学称作“希腊和拉丁的文化包袱”.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那么西方的教会在过去200百年中借着宣教士都向中国输入了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宣教士带来了他们对圣经的忠心和顺服，以及对主耶稣基督的真诚与热爱。圣经和基督（圣经的主）是他们生活中最高的优先次序。这些是“西方”的吗？它们是随着“西方人”一起进来的！然而，中国基督徒很少承认这都是西方教会带来的礼物。

然而，在重点的强调、风格的选择以及方法的使用方面，可能有些是源自西方的教会历史。我们来看看在过去200年间西方宣教士带入中国的六大理念。并非所有的宣教士都传递全部六种观点；其实这六种观点在本质上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中国教会需要承认，这些礼物的“混合”物是我们继承下来的产业。

第一、传福音时的独立自主与先驱性精神。宣教士是大复兴的果子，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与60年代期间的宣教士。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要去基督的名尚未传至之地。中国的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优点在于：传福音和开拓性事工一直是中国福音派教会的首要优先。缺点在于：中国基督徒还没有学会如何真正以奉献精神彼此合作，共同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我们过于关注自己的禾场，对别人的事工关注不够。 基督教

第二、反理性和反文化的立场。并非所有的中国基督徒都继承了这种对理性与思想的抵挡。然而，数十年以来，很多福音派宣教士把19世纪的敬虔主义带入中国，宣称：这世界是将要灭亡的，让我们从撒但的权势下拯救灵魂，不要关心世上的需要（如用福音的能力改变人的心思意念、文化与社会）。结果是：多年以来，神学教育顶多可以算为次等公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中国教会的领袖才在培训牧师和教会工人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

第三、缺乏教会意识。因为数十个宗派和福音机构差派宣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回避坦诚地讨论宗派之间在神学和结构方面的差异，大家都希望“完成任务”--领人归主。宗派间的差异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中国基督徒对福音布道和先驱性事工更加敏感，在建立制度上成熟稳定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方面则相对反应比较迟钝。

第四、实用主义态度。随着福音派在西方的觉醒（如借着1966年的柏林大会和1974年的洛桑大会），基督徒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福音，也明白了圣经在说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尽快使用各种方法把福音传遍世界。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会给教会的成熟带来损害。每一代人都必须再次思索圣经在说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把福音呈现给别人。圣经真理一直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必须研习圣经，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真理，并应用于我们的环境和文化中。宣教中的实用主义会妨碍谨慎周密的神学思考。 基督网

第五、在事工中使用营销方法。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每一个人制造汽车，当时的理念是“越大，越好”.增长的心态马上就转移到我们看待教会和宣教的态度上。今天，随着互联网、广告和其它媒体的普及，基督徒受到做大事的诱惑而牺牲了对圣经真理的精准和忠实。这种现代西方的方式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我们能够在世界又不属世界吗？我们能够抵制诱惑，不摆布或变通真理去迎合人的喜好吗？

一般说来，大并不见得是错；神的目的也是让他的国度增长。同样，传达真理时也需要对人当时的状态敏感。然而，控制和扭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基督徒在事工中采纳借用一些工具手段时应该具有批判性。

第六、进深培训以及专家的权威性。在圣经学习和神学方面，中国教会领袖一直在谈“本土神学”,同时又在西方接受深入的神学培训。

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国基督徒开始摆脱反理性的过去，在西方的大学和神学院寻求进一步培训。我们也敏感地意识到以宣教士为主导的西方“帝国主义”时期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中已经结束了，中国教会承担起阐述自己的神学和培训自己的教会领袖的责任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我们在不加批判的情况下接受了许多神学方法和思潮。结果是：我们把许多可能忠实于圣经也可能不忠实于圣经的各种不同的西方神学流派带入亚洲。问题并不在于哪些观点源自西方，哪些源自亚洲。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基督徒学者在西方进行研究或是沿用了西方的学术方法，结果就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信仰和生活的方法，至于是否忠实于神的圣经真理则令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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