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的大航海不仅仅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同样鼓励了大批的欧洲传教士前往东方传教。在那个时代,这些传教士要面对陌生而敌视的当地人,水土不服和瘟疫疾病让很多人失去生命,而路途的艰辛反而是最轻松的。

在这些前往东方的传教士中,耶稣会的传教士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为人们所纪念的,是圣方济各·沙勿略,他的东方传教经历是一个豪迈而悲情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起点,要从马六甲说起。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为了防范马六甲苏丹反攻,葡萄牙人在圣保罗山下面修建了一座堡垒,还有城楼和炮台,叫作福摩萨堡。福摩萨堡是葡萄牙殖民时期尚存的遗迹,也是马六甲的标志性历史建筑,如今剩余的只有正门部分,红砖组成的墙体,正面的草地上有几门老式铜炮,城堡正门和后门都有浮雕,画着帆船、火枪、传教士和士兵,很有殖民建筑特色。

这座堡垒在19世纪初被拆毁,只留下一道城门,叫作圣地亚哥城门。城门上可以看到VOC和到ANNO 1670的刻字,1641年,荷兰人攻打马六甲,在1670年对城堡进行了重建,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字VOC刻在了城门上,还有重建的年份1670。

穿过圣地亚哥城门往圣保罗山上走,走到山顶就是一座教堂的遗迹,红色石砖混合着白色石膏墙壁上的白色石灰墙面已经脱落很多了。教堂只剩下四周的墙壁,屋顶已经不存在了,窗框还在但是没有玻璃。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之后,在1521年修建了一座小教堂,1548年,果阿教区主教把这座小教堂交给了耶稣会,更名为圣母堂。

这座教堂由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主持,马六甲是他前往东方传教的重要一站。沙勿略在1542年到达果阿,1545年到达马六甲传教,并结识了漂泊在这里的日本浪人弥次郎,今天在马六甲圣彼得教堂门前有两尊雕像,就是沙勿略与弥次郎。1549年,沙勿略跟随弥次郎到达日本鹿儿岛传教,他成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

1552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却病逝在广东江门上川岛,他的遗体送回马六甲的这座教堂中短暂停留,然后运到果阿安葬。如今圣保罗山上这座教堂内依然保留着当年停放沙勿略遗体的墓穴,四周用围栏围着,经常有人往里面仍硬币祈福。

在教堂门口,有一座纯白色的沙勿略雕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雕像的右臂是损坏的。1952年这座雕像祝圣完成的第二天,就被一棵树砸坏了,而真正的沙勿略遗体,也是右臂与身体分离的,被列为圣物分别安葬。

1641年,荷兰击败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后,接管了这座教堂,属于荷兰归正会所有,被命名为圣保罗堂。1753年新的基督教堂建成之后,圣保罗堂作为马六甲军事设施使用,教堂内成为墓地。1924年,在教堂周围的葡萄牙墓地被发现,开始进行历史研究,散落的墓碑被整理起来,存放在教堂内展示。

沙勿略的死并没有阻挡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的梦想,就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利玛窦出生,他将成功完成沙勿略的使命。

沙勿略去世三十年后的1583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玛窦登陆广东,在中国南方辗转传教,又过了18年,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被允许进入北京。利玛窦利用他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对中国经典的尊重和研究,结交了很多中国上层官员和学者,让很多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这种上层路线模式也被后来许多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采用。

1644年满洲人入关政权更迭,比起明朝政府,清朝政府在统治初期对外国人更有兴趣,态度更加友好。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重用西方传教士,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天文学知识,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纷纷服务于清朝政府机关,他们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又将欧洲天文学著作翻译成满文和汉文,一时间中国耶稣会信徒达到兴盛的状态。到了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研究最专业的人士。

1724年,雍正皇帝开始在全国查禁天主教,迫害教徒和传教士,但在宫廷里仍留用了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包括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也是一名画家,他的作品写实记录了当时中国宫廷的活动,他还参与设计了圆明园内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还有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他设计了圆明园喷水池,并完成乾隆皇帝时期最重要的地图《皇舆全图》的绘制。

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出现,传教士们开始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传教。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规定天主教可以在通商口岸公开传教和建造教堂。1847年11月21日,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主教在靠近黄浦江的董家渡地区,主持了天主教江南代牧区主教座堂的奠基礼,1853年4月4日正式开堂。为了纪念沙勿略的东方传教梦想,耶稣会在中国建的第一座主教座堂就叫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奉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圣徒,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董家渡教堂。

董家渡教堂的设计者是西班牙神父范廷佐,仿照罗马的耶稣会总会的耶稣堂建造,属于巴洛克风格。教堂正立面有圣徒彼得和保罗雕像,堂内除了欧洲建筑的设计之外,还有中国式样的莲花等仙鹤图案。董家渡教堂周围居住着上海最早一批本土天主教徒,太平天国时期,许多以沙船业为生的中国天主教徒迁至董家渡。

在董家渡教堂建成之后,上海的天主教徒数量剧增,到了19世纪末,已有的教堂已经无法满足弥撒时的空间需求,于是教会决定在徐家汇地区建立一座新的天主教堂。但由于耶稣会资金有限,教堂迟迟不能开工,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动工兴建。这块教堂所在地是一户姓徐的人家捐献的,也就是利玛窦的好友、明朝天主教拥护者、礼部尚书兼内阁次辅徐光启的后人。1910年徐家汇天主堂正式建成,被命名为“圣依纳爵堂”,徐家汇天主堂是中国第一座完全按照西方建筑风格建造的教堂,曾有 “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

从1552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传教病逝,到1910年远东第一大教堂建立,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进行了350年。在这350年中,耶稣会为中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天主教,还有医学、教育,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些传教士们怀着理想主义,深入陌生国家的内地,甚至到达当地政府都无力管辖的边地山区。从马六甲圣保罗山上那座残垣断壁的教堂遗址,到上海繁华喧闹的徐家汇那座雄伟华丽的大教堂,正是这段历史的开始与结束。

(本文作者为一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