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Dr.David Crockett Graham)博士是美国浸礼会牧师,曾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曾在华西教授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比较宗教学。3月21日,其外孙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Hoogendyk)访问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坐在怀德堂里听其他人讲述外祖父在成都华西坝的故事。

据红星新闻报道,克里斯多夫说,外祖父在自己十多岁的时候讲过在成都的故事,在大学教书和做学术研究,让他意外的是,外祖父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很受尊敬。

葛维汉外孙将外祖父的日记刻录到了光盘之中,赠送给四川大学博物馆,他向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相关人士解释了每个光盘中的内容,还将葛维汉博士生前完成但未出版的书一并赠送给了博物馆。

原华西医科大学老师金开泰说:“葛维汉是中国人类学华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积极推动华西边疆学会对外考察、总结,在华西边疆研究的杂志上先后发表了55篇论文,反映了西部地区的民族、人文的特点,他的研究对华西人类学派有着杰出的贡献。”

76岁的成都作家谭楷也将自己所著的《枫落华西坝》赠送给了来访的克里斯多夫,书中还原了华西坝的诸多往事,讲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过往。

据伍波和彭远波所写、发表在“永远的华西”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纪念葛维汉博士》介绍,葛维汉原名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年—1962年),美国阿肯色州人。他是开发中华文明之一、成都三星堆文明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为史密斯索尼博物馆收集了四十万件动植物标本,其中包括230个新"种“类,9个新“属”。其中29个新"种“以他的名字命名。

葛维汉于1884年3月出生,父亲是威廉·爱德华·戈兰姆,母亲是伊丽莎白·伯林塔·阿其利。他是家里九个孩子中幸存的两男两女之一。 葛维汉四岁时,妈妈不幸患结核病去世。十二岁的姐姐埃尔米娜便将他抚养成人,并支持他上大学。埃尔米娜与弟弟同年毕业于华盛顿州的惠特曼学院(Whitman College)。葛维汉在惠特曼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在1911年完成神学士学习。大学期间,他很擅长体育,这为他后来的长途跋涉探险和野外实物采集提供了很棒的身体素质。1911年,他在纽约费尔波特(Fairport, New York)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正式加入浸信会差会,被任命为牧师。

192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获得文学硕士,1928年在爱德华·撒比尔(Edward Sapir)的指导下学习,以《四川省的宗教》("Religion in Szechwan Province, China")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并由史密斯索尼学院发表。随后,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人类学和语言学,这为他后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羌族、彝族、川苗和藏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奠下了基础。

葛维汉在惠特曼学院上大学时就决定献身基督,成为传教士,而他的人生宗旨是“基督教以人为本”,即基督教人文主义,所以他的传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人。

1910年,他和阿丽西亚.莫雷结婚。次年九月,他们夫妇从旧金山乘坐“西伯利亚”号蒸汽轮船,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上海。在上海和绍兴学习了一年的中文后,又到了今天的宜宾。

在宜宾的第一个任期里,葛维汉逐渐承担起传教工作,并继续学习汉语,完成了为期五年的传教士课程。课程包括《三字经》、《四书》、《孟子》、《圣谕广训》、《好逑传》以及孔子思想的五个智慧等。在宜宾期间,他多次到珙县,曾赠书籍、篮球、足球给王武寨学校;帮助学校修起运动场;帮助王武寨苗族学生到华西协合大学附中读书。他在珙县油榨坪小学任过教,住苗寨,与苗族人有很好的关系。他还把受赠的和买的苗族蜡染服装、牛皮鼓、芦笙等收藏在华西博物馆里。除了回国短期学习、答辩和探亲,他在宜宾呆了近二十年。其间他参与救治伤员、协调议和,因此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与红十字勋章和云南省最高荣誉勋章。

葛维汉博士全家住在华西坝,直到1948年退休。他在华西教授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并管理博物馆。1945年,以葛维汉命名的华西协合大学科学图书馆成立。 

他作为史密斯索尼学院的历史、自然标本收集员,接受学院以二十年为期的科研津贴,一边传教,一边开展学术活动。从1919年到1939年间,葛维汉博士有14次历时数月的和很多次短途的在四川、云南和西藏地区的旅行。

1948年,他从华西协合大学退休,回到美国,定居在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利用自己37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安心写作。由史密斯索尼学院于1958年出版的《羌族的习俗和宗教》,是根据他多次访问羌寨的研究写成。

《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由史密斯索尼学院于1961年他去世两个月后出版。从葛维汉抵达中国开始,他便很仔细地观察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他在宜宾、成都、乐山、雅安、夹江等地作过庙宇调查,研究过四川,西藏东部和云南的汉、苗、彝、羌和藏族的宗教。他与很多方丈、喇嘛、道士、活佛和平民交谈,用中英文阅读大量文献,写下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

葛维汉博士说:“如果我见不到别的什么,光是看见眼前的景色,也值得我远远地走这么一趟。”在37年的时间里,他有机会与苗、羌朋友同吃住,被邀请参加典礼和宴会,体现了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