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所说中国教会的精神缺陷问题，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因此鼓励诸位读者参与这一讨论——

　　反省中国教会的非理性主义的精神缺陷是必要的。中国教会的精神缺陷不仅是深受中国精神的机会主义特征的影响，也深受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的影响。大体说来，大陆教会存在三大精神缺陷：

一、美感文化及文化贫困产生了信徒的反理性及反智主义倾向

　　我们从倪柝声和王明道的信仰思想中能看到这种影响，从“灵恩派”的狂热中也能看到这一影响。此外，以文学故事作为唯一的传道方式和见证方式这一局限也表明了这一影响。反理性主义思潮最大后果是信仰的迷信化，甚至滑向“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可悲境地。这是完全违背真理的。这种局限也表明汉语神学缺乏处境意识。中国当代汉语神学是在翻译西方神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西方神学则是在理性与信仰的二元论之间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语神学对这一传统的简单复制则忘记中国并不存在信仰要对话的那个理性传统。面对东方实用理性和偶像迷信，西方的理性和信仰都是我们需要的精神资源，而且理性恰恰是信仰重要的助手。

二、反政治及缺乏社会关怀

　　这一缺陷一方面跟恐惧有关（可惜很少有人诚实地正视这一点），同时就是因为对十字架真理的一知半解。“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10:27） “又要”这个联结词很重要，它表明十字架真理的奥秘：人的存在就位于十字架这个联结点上，爱神是十字架的纵向维度（人与神的关系，“天国的公民”），爱人是十字架的横向维度（人与人的关系，“国家的公民”）；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对前者在此岸世界中的实践。由于中国心灵缺乏明晰的纵向维度（“特殊启示”），或者缺乏社会责任的永恒动力，或者即使有所谓社会关怀也变成了某种道德自义或商业项目的延伸（市恩）。中国信徒则仅仅强调这个纵向维度，却忽视了横向责任，忽视了爱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威权社会主要就是政治关系，因此缺乏社会关怀特别是政治关怀就远离了信仰真道。当然，信徒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关怀因信仰的约束有自己的特点：在主里顺服秩序。这包括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尽公民义务而不是追求特权。第二，爱人如己：帮助弱者但不嫉妒强者（必须特别强调爱和公义之间的平衡，因此既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而偏袒穷人几乎成了世俗正义观最大的伪善和灾难），伸张公义同时荣耀归主而不是自义。第三，真理高于权力，上帝高于人民，顺从神不顺从人。与此相关，信徒的政治关怀不以追逐政治权力为目的或最高目的，它仅仅是为了“爱”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所谓“利用宗教搞政治”这一批评是不得要领的：如果是真正的信徒就不可能是“利用宗教”，对他来说，信仰是最高的。而事实可能正相反，现在中国教会的问题是“利用信仰反对政治”（实质可能是因为恐惧和自私），反对社会关怀，这是宗教犬儒主义的迷途。

三、教会内部的纷争

　　这在一定程度上同缺乏旧约传统特别是律法传统有关，或者说中国教会存在重新约轻视旧约的宗教犬儒主义。由于缺乏律法，就不可能真正认罪和谦卑，就不可能对自己说不对神说是，而是对别人说不对自己说是。这样，也就不可能“向罪而死”，于是就片面强调新约的恩典，希望享受“廉价的恩典”、“在基督里活”。于是信徒产生了自义，以“蒙恩的无罪人”向“不蒙恩的罪人”夸耀。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律法传统而忽视“教会法”或内部规范的建立，这也是导致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律法传统和法律理性传统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一点，是中国教会一个巨大的信仰迷失。而显然，东方固有的非理性传统鼓励信徒走唯灵论的道路。

　　上述缺陷客观上也使汉语神学丧失了护教品格和反省能力。因此，“联合理性，反对各种形式的无神论迷信”就成为大陆宗教界目前至关重要的任务。事实上这个问题在100多年以前就被传教士所认识到了。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在《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1877年）中说：“所有真理都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科学都与宗教有着许多方面的联系……无论哪个时代，基督教所到之处，他总是成为知识界的朋友和保护人。各知识领域中绝大多数的杰出人物都是它的信徒。早期教会大多数著名的传教人都是知识渊博的人……今天，凡是纯正的基督教所到之处，知识和普通教育就取得最大发展。所有这些道理都说明并不是基督教有赖于知识的存在，而正是基督教把知识视作天然同盟者加以扶持……我们确信科学的伟大原理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有关精神和物质的科学真理，事实上只是上帝未成文的规律的展示，因此在探求科学真理方面，基督教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它理直气壮地声称知识归它所有，并在知识中寻求一种它既不害怕也不羞于掌握的工具去追求真理。”事实上缺少科学这个助手和同盟者，基督教会就可能沦为迷信思想的牺牲品，而在中国，太平天国这种悲剧提供了足够的反面证据；而在南美，由于缺乏理性的支持，解放神学成为激进主义运动的同情者甚至推动者。100多年以前，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指出：“中国的主要教育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中国不至于被现在西方掀起的巨大的唯物主义浪潮所冲击而唯物主义化”，因此“必须使中国人感觉到精神的东西是真正进步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教育问题》，1899年）。

　　不过李提摩太的观点需要做出重大的补充：中国精神的问题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反对彼岸追问和精神生活——唯物主义化主要不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而是来自本土传统——也是非理性主义反对此岸世界和社会关怀。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中国教会与中国教育思想必须重构理性和信仰及其内在结构、认识论和政治论及其内在结构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