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爱情是什么？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不一定要给爱情下一个定义才能谈论爱情，就像生活中我们日常做的那样。以爱情的名义可以做什么，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很难达成广泛的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既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理性的训练，那么在一起交换一下意见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喜欢听阅历丰富的人说话，他们见多识广，假如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也来谈论爱情岂不是对我们贫乏的心灵大有益处。
　　列夫•托尔斯泰在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之后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一改前者的宏大历史视野，转为描写上层社会的爱情故事。一向自居“刺猬”的托翁怎么会甘心写这么一个小小的主题？有人说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婚姻里的问题促使他一写而后快，有人说是他在回忆当年的爱与恋，还有人说他是借着爱情的话题来指出“旧俄国腐朽的制度就要灭亡了”——这一说法我们太熟悉了。这些说法或者偏重心理层面，或者自以为是，都远离了这部小说的写作背景——那时，爱情既不像是经院时代，不在被讨论之列；也不像现在，纯然是个人问题。昨日它还是少女闺中的梦境，不足为外人道；今天它已然走上街头，敢于面对各色目光。托尔斯泰看到爱情开始成为一个不再附属于其他价值的自我充足理由，以它的名义人们敢于否定很多在昨天还是高高在上的价值。爱情仿佛重掌大权的复辟君王，要颠覆前朝的纲制，毫不留情。爱情至上论始于17、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在19世纪时席卷欧洲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背后是个体的觉醒和对传统上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构成的伦理体系的反叛。托尔斯泰当然不至于后知后觉，诗人之眼如鹰隼一般犀利，一早就看到了爱情至上宣言的背后文章，安娜的爱情事件是一次伦理事件。

美女的追求　

　　安娜•卡列尼娜，上流社会的美女，有夫之妇。在俄罗斯，这个名字告诉别人她是卡列宁的妻子，就像在中国，张杜兰英这个名字告诉别人杜兰英已经是张家的媳妇了。托尔斯泰没有把她的父名一并写上（俄传统表示尊重），单单写上夫姓；也没有干脆只写“安娜”二字，这至少还是有其用意的，当然，这用意只能在后面的阅读中加以体会。严肃的作者重视每一个细节，认真的读者也当如此。
　　这个故事的主干说来简单，就是红杏出墙而已。无聊寂寞的安娜遇到了“彼得堡的花花公子”沃伦斯基，由此上演了抛夫别子的一幕。托尔斯泰写出了安娜选择的两难境地，写出了沃伦斯基和卡列宁两个男人内心的微妙变化，写出了三个人面对爱情带来的问题时分别做出的抉择。这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任何时代纯粹的爱情都不能独存，以爱情的名义人们可以做什么？
　　安娜遇到沃伦斯基是在一场舞会上，这场舞会毫无特别之处，“是上流社会司空见惯了的”。一场热舞并没有让安娜爱上沃伦斯基，她甚至把此事用极为平常的口吻告诉了丈夫卡列宁，而早已习惯了自己美貌的妻子被别人示爱的卡列宁对此也没有放在心上，“你会像以前一样处理好的，不是吗？”他如此对妻子说。一连串的描写至此都在告诉我们，这一场小小的风花雪月看起来不过是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的事情，绝对不值得任何人小题大做。这样的铺垫意味深长——传统的解体往往悄无声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与平常所见的平静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厌倦了平淡的安娜最终选择了出轨。她觉得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一起生活压抑了自我，如今遇到了真心相爱的人，就应该为了爱情结束这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传统上的家庭价值观念终于屈服于对爱情的渴望，爱情就是不需要压抑自我，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才是对的而不必顾虑其他的道德约束，安娜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选择自我了。
　　爱情怎么会给安娜如此充分的理由，可以支持一个有夫之妇抛家弃子？那看似安娜一个人的叛逆行为，背后却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动荡。以前自己喜欢突然冒出来说一大堆道理的托尔斯泰这次老老实实地讲了一回故事，忠实地描写了一番上流社会的光景。上流社会本来是传统社会道德的堡垒，以荣誉为生命的贵族历来以道德卫士自居，但当时的俄国传统道德观念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崩溃，传统道德只在表面上被尊重，贵族们堕落到只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找情人可以，离婚不行。这也就是说，道德赋予婚姻的义务早就被爱情和欲望取消了，婚姻所代表的信任、忠诚在爱情和欲望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以至于贵族们发生婚外情已经不是什么令人难堪的事情，安娜去莫斯科正是为了替自己出轨的哥哥在嫂子面前说情，她那时已经理所当然地不认为背叛婚姻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情。卡列宁夫人爱上沃伦斯基这件事本来也就是风流韵事一桩，偏偏安娜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本来安娜可以像其他的贵妇人一样找个不公开或半公开的情夫满足自己对爱情的渴望，但是她想和沃伦斯基结婚，她要求的是有婚姻保障的爱情，这一点正是让安娜痛苦的根源——她拒绝遵守世风日下的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要直接挑战传统道德法则。这种破坏游戏规则的做法，戳痛了上流社会的虚伪自尊心。故事讲到这里，当时对安娜的评价是清楚了，现在的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安娜呢？她是勇敢的，同时，也是鲁莽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毁掉两个男人、两个家庭，她依旧我行我素。觉醒了的女人，带着异乎寻常的破坏力向我们走来，她不寻求任何理性的支援，盲目地听从爱情的呼唤。但是安娜依旧是她所属的那个阶层最真诚的人——已经不再被尊重的教条就无需相信，大胆地做出个体的抉择。与她相比，太多的表面风光的贵妇人只能算是立了贞节牌坊的婊子，貌似正派，实则淫荡。道德是非此即彼的，荡妇的行径注定了永远见不得光。如沃伦斯基夫人之流理直气壮地以此类行径为“知礼节、明进退”，我们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在爱情的驱动之下，安娜的选择无疑是真诚的，不过，真诚的不等于好的，否定荡妇偷偷摸摸的做法也不等于否定了要对爱情有理智的认知。
　　纯粹爱情本身没有道德品性，但人们在爱情的名义下做出的各种行为并非同样可以回避道德评判。为了爱情当然不能杀人、抢劫、偷窃等等，这是不会引起争论的，但是假如原来的婚姻没有爱情基础，可以为了爱情抛夫弃子吗？这就是小说提出的问题了。现实来看，首先爱情和婚姻并不总是相继发生，再者，相爱的人结婚后也不一定就会终生相爱。看来我们是很难在理论上找到一个大家都统一的结论了。讲故事的托尔斯泰自己并非没有个人倾向，安娜的爱情远不是一帆风顺。
　　出轨的安娜也不想过一种没有安全感的非婚姻生活，但是对婚姻的道德意识又使她极为痛苦。她要跟沃伦斯基结婚就等于二人在背叛了传统道德之后又来寻求它的承认，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新的道德标准来支持安娜的自由婚恋观念，她发现自己走到了夹缝之中，而沃伦斯基也对他们的爱情产生了疑问，他远没有安娜对爱情看得那么唯一，他还想要其它很多东西。沃伦斯基的爱情其实更加适合于上文说到的“高贵的婊子们”，他们是同一类人：这类人生来就适合于在人类全部的不道德社会中生存，他们的良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从而永远生活得非常安逸。托尔斯泰要安娜爱上这么一号人的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既然爱情依靠机缘发生，那么无论爱上谁都是有可能的，小红帽照样有可能爱上大灰狼，此等情况就逼得你不得不想清楚对方值不值得爱，而不能头脑发热的唯爱是从，嫁了拉倒。
　　那边丈夫的态度更使安娜对这一选择难以释怀。卡列宁面对妻子的背叛没有做出伤害安娜和沃伦斯基的事，他所有的行为都正直、无可指责，在经历内心痛苦之后甘愿按照基督的教训行事：原谅安娜，同意离婚而坐视自己的名声被毁。托尔斯泰费尽心思安排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丈夫，使得那些想在卡列宁那里找借口替安娜辩护的人也无话可说，安娜自己也是无地自容。（随便插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托尔斯泰的良苦用心在红色的中国全被反过来理解了，因为卡列宁被解释成了腐朽阶级的代表，革命的敌人，哪里还值得同情，给他戴绿帽子的安娜不过是与阶级敌人划清了界限，应该大加表扬）尽管有这样一个丈夫，安娜还是不得不离婚，因为她觉得爱情更加不可背叛。故事讲到这里安娜的处境已经是再尴尬不过了，我此刻仿佛面对着安娜的脸庞，看见她的双眼，我只读出两个字：无奈。无奈不是借口，这两个字由世界上最复杂的情感构成，它是人们在百感交集、对生活无从把握时对自己的心情的唯一形容，这两个字带着泪水和鲜血诞生。对安娜而言，一边是大度宽容的丈夫，一边是自己深爱的情人，在这样的时刻她的悲伤浓得几乎要从纸上滴落。一个普通人不能苛责一个决心为爱而献身的女人，把审判留给上帝吧，我们需要理解和同情。
　　畏缩不前的沃伦斯基使这个本来可以有一个至少让一方满意的结局的爱情故事变得曲折。安娜不得不面对她没有认真想过或者不敢想的情况：爱情其实不可靠。但是安娜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她最终死于孤立无援。使《安娜•卡列尼娜》不落一般问题小说窠臼的是另一个故事：列文的故事。

地主的等待

　　列文的故事好简单，完全不能拿来跟安娜的悲剧对比，但这本来就不是两个用来对比的故事，托尔斯泰没有借列文和基蒂来谴责安娜，伟大的小说展示生活而非为生活立法。
　　说实话，跟安娜相比，上面两位是一对幸福的俗人，俗人就是正在生活的人，而安娜是一个正在奔向生活的人。他们的对照只是来自结局而非情节，基蒂完全可以是被另一个花花公子抛弃从而跟安娜不发生半点关系，而无减小说的力度。基蒂的失恋平淡无奇，甚至连列文的第二次求婚也不是那么令人意外，除了他们二人在绒布上以指对话在艺术上可圈可点之外，这个故事本身是那么俗套。但是为什么安娜加上列文就成了如此不朽的文学经典？
　　关键就在于列文没有以爱之名做任何奇特的事情，基蒂也没有自杀殉情反而照样能够爱上列文。托尔斯泰一边讲一个曲折不断的故事一边讲一个平平淡淡的故事，一边是勇往直前的美女，一边是一遇挫折就不再争取的地主。反差巨大的结局让听者唏嘘不已，不顾一切追求爱情者得到了爱情又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生命，保守的列文却最终等到了爱情也等到了幸福，这就是现实：为了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爱情并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价值；不做任何浪漫努力的人照样能得到爱情。借助列文故事的平淡，托尔斯泰轻轻松松地中和了由安娜带来的紧张冲突，摆脱了一种刻意营造的剧场气氛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这样既能够避免作者的主观说教又可以帮助读者做出正确的判断。
　　本来列文也是一个对传统无甚好感的人，相对于安娜的反对传统婚姻，他反对的是传统的宗教和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安娜之间有一种巧妙的精神联系：他们都是踩在时代门槛上的准现代人，而现代性就是自我的唯一不可否认，就是我行我素，就是我只对自己负责。只不过安娜和列文的方式有所不同，反抗的激烈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奇迹般的改变发生在一次劳动之后，列文躺在麦田中观看壮阔无边的天空突然感悟了人生的真谛，他看到上帝的奇妙创造，明白了人生不在于“我要什么”，而是“我应该怎样生活”，也就是承认生命有一个更高的主宰，生活更多的是一种领受。秉承基督教传统的生活之道给了列文生气和活力，因而面对多变的现实他比盲目相信爱情、生命质地单薄的安娜更具有韧性。
　　面对爱情的到来，安娜和列文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安娜主动改变以回应沃伦斯基的爱情，而列文则被动地等待着基蒂的改变，他们的区别在于：安娜盲从而列文谨慎。每一个时代，谨慎都是人们生活的美德，而在托尔斯泰的那个时代冲动和革命取代了谨慎，人们呐喊着生活，这样生活的结果我们已经在1989年看到了，安娜不过是一个冲动的时代的缩影，牵强地讲，革命乌托邦拒绝了浪漫的苏维埃，就像爱情乌托邦拒绝了浪漫的安娜。以爱之名，照样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个体觉醒走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地步是可悲的，谨慎地面对生活的改变是普通人的幸福准则。

结语

　　托尔斯泰的故事讲完了，无论我们各自从中体会到什么，有一点要时刻记清楚：理性主义的狂妄自大已经坑害了一个时代，我们不要凡事都找个什么理论根据，毕竟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天赋也没有相应的训练，这样的事情留给哲学家去做。日常生活中的保守谨慎不是一件坏事，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要轻易对自己不懂的事情说三道四，免得人家说“你懂得什么叫爱吗”，更免得自己一不小心走上狂妄自大的死路。